回想当初，我就是受到了自己性格的驱动，怎么解释呢？

当我听到“启动世界”这样的字眼，我瞬间热血上涌，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可以做些事情的，我是有巨大的能量的，当我看到拥有一双清澈发亮、蓝眼睛的海伦·帕尔默老师，七十多岁高龄站在讲台上，虽然当时讲述的内容太深奥，却令我发自内心地敬重，于是幻想也许几十年以后我可以成为像她一样睿智、成功的九型老师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虽然我不能代表所有三号，但三号成就型性格的影子在我身上非常突出。

三号是九型里的情感中心，容易受到情绪的驱动，做事行动力快，很有目标感，很在意自己的形象，对自己的期待是成为一个优秀的成功人，同时受到别人的肯定和嘉奖。当看到一个特别受人敬重的老师也好，领袖也好，身边的牛人也好，我们会去有意无意参照他们，甚至模仿他们，去学习他们的长处，把自己的形象变得跟他们一样，而且自我催眠成“对，我就是有这么棒”，也渴望别人认同这种看起来完美的成功形象。

这种奇妙的反应在九型里有个专业名词叫“自居等同”，心理学上称之为“防御机制”，九种型号的人都有不同的特征以及心理防御机制。这是一门博大精深而又系统、科学的学问。

我的考牌之路也堪称奇葩之路。因为我一共考了四次，锲而不舍。

第一次：

我是跟耿涛导师一起考的，那是2014年在深圳东湖宾馆，蔡老师是总督导，率领着四位督导组成了五大考官。

众所周知，我们的考牌是设在九型导师班一阶二阶中间休息的那一天。

不幸的是，因为机构邀请来被我们访谈的那个“素人”（俗称小白）的型号太容易看出来了，我访谈的是个三号，耿涛访谈的是个六号，他们俩的气质、眼神、包括答案可以作为三号六号的教科书了。

于是蔡老师说，太简单了，考不出导师的真实水平，不能过。

当然那时我的讲课还是不行。就“一对一访谈”感觉比较拿手，毕竟那时每个月贴身跟着蔡老师上课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特别致谢刘一品导师和陈保全导师对我的帮助。

第二次：

2015年继续再来，这回在增城凤凰城酒店。

记得一起考的有辜韦维导师、思思导师、耿涛导师等。经过千辛万苦的“背稿子”，讲课方面我终于过了。

我记得我讲的是七号——活跃型，特别要感谢李蕴麒导师，我是连夜请教他关于七号该如何讲，他给了我很多指导。蔡老师形容我当时讲课是“学人打拳”，一招一式都学会了，稍显生硬，还没真正学到自己身上，变成自己身上的血肉和思想。

不幸的是，这次“一对一访谈”那位素人的型号太难辩了，争论不休，没有定论。

第三次：

2015年底，东莞汇景酒店。

这回我记得来观战的大咖特别多，因为蔡老师多加了一个考牌项目：答辩。因此这些大咖师兄师姐们都是来观战并且有提问权利。

特别要感谢李静导师，答辩之前我请教她关于二号的核心特质。这回我答辩过了，不幸的是“一对一访谈”过程很好，结果乌龙。我这都考三回了......狂哭，在电梯里遇到我们美国的导师Peter，他不知道如何安慰我，只说了句，我了解，我懂得，逃也似的出了电梯。日后想起这一幕还是非常温暖。

第四次：

2016年1月，广州天一酒店。

这回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我过了。反而考过的印象不深了，只记得发布喜讯的时候DT群里下了一轮又一轮的红包雨，好多朋友都发了大红包祝贺我，那时的我被幸福的感觉包围了。几经艰辛，得来不易，梦想成真。

PS：考牌的过程除了感谢蔡老师、Peter老师、各位师兄师姐们的支持以外，还要感谢与我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的九型的同学们，名字就不一一列举了，点点滴滴都在我心头，未来我们还要一起走。

现在考牌的制度和时间有改动，具体可以咨询机构（九型人格全球学会中国区总部）。

三尺讲台，业力深重。

首先，我希望我传播的是正能量。

型号没有好坏之分，亦没有高下之分，也不以道德和能力划分，每个型号都有自己的生命智慧，他们经历着自己的种种悲欢离合、成功失败，我们没有权利评判任何一个型号，或说一个人吧。我希望我的学员们可以客观而且全面看待九个型号。

其次，我希望我的课堂有趣、有料、有奖。

我很关注每一位学员是否有全身心参与，是否有分享，有与我互动，他们收获了什么以及疑惑是什么，因此我会用很多活动让他们“很忙”，忙着设计型号的小品并表演，这需要很高的注意力投入，而且最后他们会有奖励，这个过程很欢乐，轻松好玩，学员们有些创意让我自叹不如，也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。

最后，终身学习。

我要求自己一定要继续跟着我的老师蔡老师学习，多多争取机会帮蔡老师做翻译，我的课程设计都来自蔡老师给我的灵感启发。每一年Peter老师来中国教导师班的时候，我都要去学习。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点，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。

“九型人格改变了我——一个平凡人的人生，我认为认真学三五年，可以用三五十年，太划算！九型人格可以让我们活得通透，死得明白！”